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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坏人”辩护 避免追责失控
发布时间:2015-05-19        浏览次数:1949        返回列表
 王学兵成为“监狱风云”系列中第一个获得取保候审待遇的涉毒明星。在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常铮律师看来,警方的做法应该获得尊重:这是一个将“重证据、轻口供”的司法精神落实在实处的良好例证。“新《刑诉法》实施已经两年多了,法律界人士孜孜以求地正是从案件源头开始就严格在法律既定的框架内,扎扎实实走好侦查、起诉和审判每一步的程序正义。”
 
亲历·故事1
 
绝不是把一个
 
有罪的人弄成无罪
 
与大多数女性律师从业后多选择婚姻家庭、民事乃至各种非诉业务不同的是,研究生毕业后,常铮就进入了刚成立的尚权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全国范围内首家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所。专业刑事辩护,在中国律师领域无疑是一条相对坎坷的道路。“所有律师业的同行都知道,在刑诉领域,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和压力,有时会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刚毕业的常铮以实习律师身份接触到的第一个当事人,就是当年曾在江西省轰动一时的“黑老大” 刘世波。这是一个在当地被公认的恶人:从街头打打杀杀起步,殴打或杀死黑道上的竞争势力;以暴力手段承揽工程,发展到最后以零投入垄断当地拆迁行业,依靠的就是暴力后盾之下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当地人眼中,刘世波的罪行已经是罄竹难书。
 
常铮至今还记得在看守所见到刘世波时的印象:体形高瘦,目光尖利,对视一眼,心里就涌上一股寒意。案卷显示,他领导的团伙是个金字塔结构:最高层是刘世波,第二层骨干各带“小弟”,“小弟”又各自带着一批人。“小弟”听命于各自的直接老大,遇事只能一级一级往下传或一级一级往上汇报。这样的结构与当年曾国藩、胡林翼掌管下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尽管是在和律师对话,言谈之间他还是让人能轻易感受到他的冷酷和无法无天。“这真是个能满足一般公民想象中‘黑社会老大’的一个人。一般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跟他比可是弱爆了。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常铮说,在与律师的接触中,刘世波从来不承认他与手下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侃侃而谈,条理分明。只是谈着谈着,话题突然涉及到了他的女儿,就在这一瞬间,这个刚刚还满脸彪悍的男子陡然间潸然泪下,脸上表情五味杂陈,担忧、懊恼一起涌上来,似乎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律师的工作最后没能救下他的性命。这样的经历对刑辩律师们来说并不稀奇。仅就常铮个人来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刘汉、刘维黑社会团伙中的二号人物刘维。在那场全国瞩目的庭审中,刘维被判处死刑。“我们要做的是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之内,维护委托人的一切合法利益,提出一切可能的怀疑,让当事人不因国家机器的错误而受到不该遭受的惩罚。而绝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把一个有罪的人弄成无罪。”
 
“为坏人辩护”,这几乎是每一个刑辩律师面对公众时都会被贴上的标签。但常铮说,国家在追究公民个体的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制约的力量,强大的国家机器几乎会必然失控,最终伤害的是每一个公民。刑事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国家主动给自己寻找到的一个对手,以法律的形式,让正在被刑事追究的公民有能力与国家机关对抗。只有在这样的对抗博弈中,才能让全体公民的总体意志和利益得以实现。
 
亲历·故事2
 
东北大姐二审摘掉“黑社会”帽子
 
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
 
“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刑诉法,但是这种‘可能’,也许会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小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改变。街上走路碰一下,开车的时候‘别’一下,喝了酒多看了别人一眼……很难说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在哪儿,爆发在谁的身上。”常铮说,一旦某一天主动或者被动“摊上事儿”,如果没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良法”来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
 
2012年,东北某市中级法院宣判的薛某“非法经营”一案,凸显了新刑诉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重大作用。出生于1968年的女子薛某在当地经营木材生意,被检察机关指控向当地森林经营局局长行贿,并且在经营活动中“涉黑”。
 
“一个原来挺健壮的东北大姐,开庭的时候是被法警搀扶上去的。当时我曾经提出,要排除非法证据,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启动相关程序。”常铮说,据律师的了解,当地侦查机关获得证据的手段令人毛骨悚然:“十月份的东北,她被弄到院子里,身上浇上冷水,嘴里塞进矿泉水瓶子,瓶子里扔进烟头,殴打、电击……在她来月经的时候,浇冷水的刑罚也没停止,造成她自此之后绝经。”由于实在难以忍受,薛某在看守所内曾经上吊自杀,但被人救下,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遗书也被发现,上面也记录了一部分刑讯逼供的过程。
 
最终,在律师的高效工作之下,尽管检察机关坚持以涉黑罪名惩处,法院还是以证据不足,排除了薛某涉黑的嫌疑,不过,仍然以非法经营罪、行贿罪判处她有期徒刑9年。
 
该案的二审于2013年10月开庭。此时新刑诉法已经实施,辩护律师根据新刑诉法中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款提出,要求对控方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查。
 
在庭审中,薛某当庭提出,她在侦查阶段受到办案机关刑讯逼供,并提供了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常铮说,在办案机关提供的笔录上,都没有讯问的起止时间,也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更重要的是,有明确证据证明,这些讯问都不是发生在法定的讯问地点——看守所之内,而是在办案机关的工作场所内进行的。其中一次讯问,薛某被提出看守所讯问时间长达三天。这些证据理应全部排除。
 
二审检察员也认可了对这些证据的排除。最终,在二审法院的判决中将整个案件的“黑社会”帽子摘掉了,薛某也因此改判了更轻的刑罚。
 
常铮说,新刑诉法实施的两年之后,一线律师们发现,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至少从形式上讲已经非常完备。只要被告人或者律师能够提供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手段、方式等基本线索,排除程序即可启动。“像薛某那样的悲剧,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即使如此,总在不断挑刺的律师们还是发现,在许多职务犯罪当中,诱供骗供的情况还是存在,甚至一些用亲人家属的某些违法来进行要挟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些东西不属于目前法定的刑讯范畴,但同样是对被告人权益的侵害。这样的证据该如何对待,是法律工作者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亲历·呼唤
 
什么时候我们
 
能当庭盘问证人
 
新刑诉法实施,对于律师的要求也同样越来越高。和电影电视中常见的“控辩双方百般盘问证人”的英美法系庭审不同,中国的庭审中,特别是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的现象一直是个难题。常铮说,新刑诉法的法律精神是鼓励证人出庭,毕竟从对于法治的追求出发,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直接言辞证据会更加有效。控辩双方在盘问证人的时候,可以从他对答的流利程度、前后表述一致程度乃至神情等诸多方面,判断他的证言的有效性,而这些是书面证据无法提供的。
 
 
“可惜的是,就我所知,新刑诉法实施之后,因为证人出庭而使得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并且直接导致庭审出现巨大转折的情况还很罕见。像美国、香港电影里那种证人被盘问得错漏百出,进而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场面,我们也很期待。”常铮说,就国内律师来说,证人出庭同样是件比较少见的事情,律师们更多的是习惯就纸面上的证词来设计辩护思路,面对面盘问证人的技巧,对很多律师来说也是新事物,短短两年时间内,很难有质的提高。“大多数证人往往已经在侦查机关做过证了,他们上庭也是很紧张的,不可能很自然地接受盘问,他们一定会有某种对抗情绪。这种情况下,对于律师的专业素质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我们怎么样才能敏锐地发现他们当庭的说法和此前的证词之间的差别,并且就这个差别形成一个突破口,从而使得他的证言向有利于辩方的方向转变,这些都是今后律师界需要关注的问题。”
 
她说,按照司法界提出的“审判中心主义”,“新刑诉法实施之后,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J060
 
本期主讲
 
常铮律师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首届“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女律师联谊会副秘书长,第二届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系硕士生导师。长期专业从事各类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辩护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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